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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立茲獎決選名單
亞瑟．羅斯圖書獎（Arthur Ross Book Award）
撒繆爾．強森獎決選名單（Samuel Johnson Prizes）
紐約時報、英國衛報、倫敦書評、
Foreign Affair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推薦
《紐約時報書評》《新政治家》《觀察家》《獨立報》《衛報》年度選書

這是一部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歐盟」的身世史：歐洲各地有著不同的歷史文化、族群記憶、貧富差距 ，甚至彼此仇恨，他們如何擺脫戰爭的惡魔，至少取得和平，在這基礎上繼續前行

【封面圖片說明】一九八六年烏克蘭車諾比核電廠發生災變，大批蘇聯紅軍的直升機、坦克、卡車共搬運了二千四百噸的鉛塊和一千八百噸的沙，前往撲滅反應爐大火。此次意外使戈巴契夫的改革更加刻不容緩，間接加速東歐共產政權的瓦解。二十年後，這些救災器具依然散發高度輻射值。

告別繁榮樂觀的六○年代，七○年代迎接歐洲的是一連串的舛錯。越戰之故，美國漸次放棄布雷頓森林協議，穩定世界金融秩序的美元固定匯率被埋葬，歐洲貨幣匯率跟著浮動，通貨膨脹、貨幣貶值接續而來，兩次石油危機火上加油，引發失業潮、進出口貿易下滑，雖然這是亞洲的機會，但歐洲如何面對此困境？

政治方面，原先由左、右派主導的政治生態，為單一議題取代：稅賦、婦女、環保等議題足以成為組黨的理念，例如一九八○年代綠黨發展成西德大黨。財政方面，私有化的浪潮打上歐洲灘頭，例如：英國保守黨柴契爾、法國社會黨密特朗變賣公營事業；這不只是一場所有權的轉換而已，而是戰後的社會共識被徹底改變。

東歐經歷一九五六匈牙利事件、一九六八布拉格之春，到了一九七○年代，異議分子不再直接對抗當權者，選擇從「權利」、「自由」議題切入，形成另一種質疑共黨統治的方式。公害汙染、環境議題在敏感的政治氛圍中，如何張開保護傘，使得集體輿論、「公民社會」成為可能？

一九八○年代末，共產東歐經歷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引發「蘇東波」的動力學如何發生，又如何進展？戈巴契夫從權力核心的改革如同震源，啟動了骨牌效應，電視轉播推波助瀾，使諸衛星國迅速且平和地脫離共黨統治；各國因應各自獨特的社會實況，如何有不同程度的秩序重組？「返回歐洲」的願望又如何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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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歐洲六十年》全套共四卷。

從殘酷的種族計畫到人權價值的倡議；
從法西斯主義席捲全歐到赤色紅軍劃下冷戰鐵幕；
從二○年代的自由資本市場到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大政府福利國家；
從彼此間鉤心鬥角的軍備競賽到成員國相互合作的歐盟；
從關稅壁壘、彼此間貨幣不得兌換到統一貨幣歐元，
歐洲是個人類活動的實驗室，經歷了各式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經濟秩序、社會制度、文化思潮的洗禮和試驗，無怪乎Tony Judt說「像狐狸一樣，歐洲懂得很多。」

這是一部龐大的寫作計畫，耗時十多年，相對於以美國為中心的歐洲史，這部作品提供了真正「以歐洲為中心」的歐洲史。Judt從政治、外交、經濟、社會、文化、電影、音樂、服飾等等各面向，將二戰之後，歐洲複雜的歷史發展，做了深入淺出的呈現，寫作功力深厚，將如蜘蛛絲般糾纏的歷史事件，重新串連，煉鑄成一部有意義、有個人見解的歷史著作。

作者簡介

東尼．賈德? Tony Judt，1948~2010

1948年生於倫敦，在英國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和法國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受教育，在劍橋、牛津、伯克萊、紐約大學執過教鞭。2008年被診斷為「運動神經元疾病」（俗稱漸凍人），2010年病逝於紐約。在紐約大學期間，擔任雷馬克研究所所長。雷馬克研究所是他於1995年所創設，專門研究歐洲。

他常為《紐約時報書評》、《泰晤士報文學副刊》、《新共和》、《紐約時報》撰文。《戰後歐洲六十年》名列《紐約時報書評》2005年十大好書，贏得外交關係理事會亞瑟．羅斯圖書獎（Arthur Ross Book Award），入圍普立茲獎決選名單，和撒繆爾．強森獎決選名單（Samuel Johnson Prizes）。2007年，獲頒漢娜．鄂蘭獎，2009年贏得歐威爾獎（Orwell Prize）的終身成就特別獎。

譯者簡介

黃中憲

1964年生，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專職翻譯。譯作包括《歷史上的大暖化》、《成吉思汗》、《貿易打造的世界》、《破解古埃及》、《蒙娜麗莎五百年》、《大探險家》、《帖木兒之後》、《非典型法國》等

第十四章 期望降低

六○年代的奔放熱情還未消褪之際，使那熱情得以出現的獨特環境就已永遠逝去。有史記載以來最富裕的十年過去之後不到三年，戰後的經濟榮景就畫下句點。西歐的「光輝三十年」退位，取而代之的是通貨膨脹和成長率下滑的時代，伴隨著普遍失業和社會不滿。六○年代的激進人士，大部分和他們的追隨者一樣，放棄了「革命」，轉而憂心起自己的飯碗。有些人走上暴力對抗；他們所造成的傷害——和他們的行動招來的政府反應——引發對西方社會「無法治理」狀況憂心忡忡的議論。事實證明，這類憂心是過慮了；在壓力之下，西歐體制表現出的韌性，超乎許多觀察家所擔心的。但戰後頭幾十年的樂觀——或錯覺——將成為絕響。

經濟成長放慢的衝擊，在兩項外來打擊把西歐經濟嚇得猛然停擺時，才開始被人感覺到。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美國總統尼克森片面宣布美國將放棄固定匯率制。自布雷頓森林會議以來一直作為國際貨幣體系基石的美元，此後將對其他貨幣浮動。這一決定的背景，乃是越戰帶來的龐大軍費負擔和美國聯邦政府日增的預算赤字。在這之前，美元與黃金掛鉤，而華府日益憂心美元的外國持有者（包括歐洲諸國的中央銀行）會出脫美元換取黃金，耗掉美國的儲備。

讓美元浮動的決定，從經濟上來看並不理性。既然選擇在地球的另一邊打一場成本高昂的消耗戰——並以借來的錢支應該戰爭的開銷——美國就不可能指望將美元維持在固定且價值愈來愈被高估的匯率上。但美國這一舉動還是令人驚駭。如果美元變浮動，那麼歐洲貨幣必然也跟著浮動，在這情況下，戰後精心打造的穩定貨幣制度、貿易制度也會岌岌不保。二戰結束前為建構一受到控制的國際經濟網絡而推出的固定匯率制度壽終正寢，但會由什麼來取代？

經過幾個月的混亂、美元接連兩次貶值和一九七二年英鎊的「浮動」（終於不光彩且嫌遲地卸下其作為國際「儲備」貨幣這個古老且沉重的角色），一九七三年三月，在巴黎召開的會議，正式埋葬了在布雷頓森林會議所費力打造的金融協議，同意建立一新的浮動匯率制度取而代之。這一自由化措施的代價，可想而知，就是通貨膨脹。一九七一年八月美國這一舉措（和接下來美元貶值）之後，緊接著的一段時期裡，歐洲諸國政府希望阻止預期中的經濟衰退，於是採取刻意通貨再膨脹的政策：允許銀根放鬆、國內價格上漲、本國貨幣貶值。

在正常情況下，這一有所節制的「凱因斯式」通貨膨脹可能管用：對於價格上漲這一觀念，只有在西德存有源自歷史而根深蒂固的厭惡。但美國撤出美元計價制度所造成的不確定性，使貨幣投機活動愈來愈猖獗，而針對浮動匯率制度達成的國際協議無力約束這一投機活動。這一現象反過來使個別政府難以如願操縱本國利率、維持本國貨幣的幣值。諸國貨幣貶值。而隨著貨幣貶值，進口成本也揚升：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三年，非燃料的大宗商品的全球價格成長了七成，糧食價格則成長了一倍。就在這已然不穩定的情勢下，國際經濟遭遇一九七○年代兩次石油危機中的第一次打擊。

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猶太曆的贖罪日，埃及、敘利亞出兵攻打以色列。不到二十四小時，阿拉伯諸石油輸出大國即宣布打算減少石油產量；十天後，它們宣布對美石油禁運以報復美國支持以色列，並把油價上漲七成。贖罪日戰爭以十月二十五日以埃停火收場，但阿拉伯人對西方支持以色列的失望心情未稍減。十二月二十三日，諸產油國同意再調漲油價。這時油價已比一九七三年開始時漲了一倍多。

欲正確評估這些發展對西歐的影響，就得記得，在這幾十年經濟成長期間，油價幾乎始終沒有變動，與現代工業經濟所倚賴的其他主要的大宗商品不一樣。一九五五年，一桶沙烏地輕原油——衡量基準——要價一．九三美元；一九七一年一月也只要二．一八美元。鑑於那段期間不算太大的價格膨脹，這意味著從實質角度來看石油其實變得更便宜。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前，一九六○年成立的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大體上形同虛設，無意逼迫其主要產油國以自身的石油蘊藏當政治武器。西方習慣於取得容易且特別廉價的石油——漫長繁榮時期的重要推手之一。

從歐洲經濟日益倚重石油，可看出油價飆漲的影響何等巨大。一九五○年，固態燃料（煤和焦炭占絕大多數）占去西歐能源消耗的百分之八十三；石油只占百分之八．五。到了一九七○年，分別變成百分之二十九和百分之六十。一九七三年義大利的能源需求，四分之三靠進口石油滿足；葡萄牙則是百分之八十。因為在北海新發現石油蘊藏而有一段時間變成自給自足的英國，到一九七一年才開始產油。五○年代晚期和六○年代消費者的猛增，大大提高了歐洲對廉價石油的依賴：西歐道路上數千萬輛新車靠煤跑不了，靠這時由核能生產出的電力——特別是在法國——一樣動不了。